百度 　　所长周普国主持会议并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党外人士独特优势，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聚焦农药管理重点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谋划好今年工作。

　　作者：于晓莉（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处于规则重塑的关键阶段。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已逾60个，但源自全球南方的方案不足1/5。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并深度融入全球发展，其治理规则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直接关系到全球数字时代的公平与正义。在此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日益凸显。以“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为例，其22个创始成员中全球南方仅占2席，决策权重极不适配。在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会议上，全球南方代表发言时长不足20%，制度正当性缺失。这表明，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中，构建全球南方话语权，不仅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呈现系统性与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规则制定的核心参与环节，全球南方国家往往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进入关键决策圈层，发声机会远少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垄断工作组主导权，全球南方国家多被限制在“意见征询”环节，核心条款起草参与度不足。部分国际论坛甚至通过设置高额参会门槛、采用非母语磋商等方式，进一步压缩其发声空间，导致规则制定从源头就偏离多元利益平衡。其二，现有规则体系在内容设计上多反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利益诉求，对全球南方国家在数据安全、技术转移、数字鸿沟等方面的特殊关切回应不足。条款多围绕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和市场需求制定，对全球南方国家急需的技术转移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援助等议题关注甚少，对数据本地化、中小经济体保护等特殊诉求更是回应乏力。其三，在规则的推广与执行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影响实施节奏和调整方向，更多时候被迫接受既定框架。发达国家常以“国际标准”为名施压，将规则与贸易优惠、援助资金挂钩，若全球南方国家不接受则面临合作限制。

　　这些失衡现象的背后，存在多方面深层原因。首先，技术能力不对称是根本制约。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算法、算力、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全球南方相对滞后。全球92%的人工智能研发投入集中于北美、东亚和欧洲，非洲专利占比不足0.5%，技术分化悬殊直接削弱南方国家的规则议价权。其次，数据资源垄断加剧发展不平衡态势。发达国家依托跨国科技巨头控制全球数据要素流动，催生出新型“数字殖民主义”，严重挤压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实质性参与空间。微软、谷歌等公司掌控全球83%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全球南方极易沦为数据供应链底层，被迫陷入依附困境。最后，治理机制的不平等格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平台由发达国家主导，普遍采用“邀请制”成员准入，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被排斥在外，相关提案往往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据统计，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平均仅为发达国家的1/3。

　　全球南方话语权失衡的根源既涉及历史结构性因素，也受制于现行治理体系的制度性缺陷。面对全球南方话语权失衡的现状，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中的全球南方话语权构建刻不容缓，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方案为构建全球南方话语权提供了重要路径。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兼具技术赋能的显著优势与南南合作的深厚积淀，是推动构建多元包容、公平公正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关键支撑力量。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协同协作，不仅为塑造包容互鉴的数字文明开辟了新路径，有力促进了人工智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融合创新，更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均衡普惠的数字新质力量。

　　构建多元共治的全球治理机制是打破西方垄断的关键之举。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对接，积极搭建多边对话机制，建立更具代表性、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治理协商架构。如推动全球南方在联合国框架下发起设立“联合国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从国际法层面保障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中拥有平等参与权。另一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国际合作策略，依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平台，发起“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会”，建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治理联盟”等常态化协商渠道，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在议程设置中的主导权。再如探索建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智库网络”，促进政策研究合作，形成符合全球南方发展利益诉求的治理提案，有效传导各国核心诉求。

　　深化技术合作是夯实国际话语权根基的重要支撑。基于“南南合作”框架，构建跨国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有效破解全球南方技术瓶颈，增强“南南”议价能力。重点推进三方面协同：一是夯实数字底座，重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如探索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基金”，共建区域性数据中心与云平台，为区域内算力资源整合提供关键支撑。二是强化技术普惠，通过共用算法模型、共享算力资源、共建公共数据等方式，协作孵化契合当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使技术红利真正转化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内生发展动力。三是推动建立技术标准互认和风险共担机制，联合制定适应全球南方需求的技术规范与认证体系，降低对欧美特定标准的单向依赖，同时构建多方参与的风险评估协同平台，通过集体协商提升规则制定参与度。

　　倡导“发展导向”的治理理念是重构规则体系的思想基础。强调以全球南方的核心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坚持发展权与技术权的有机统一，提升制度的公平性、开放性和共享性。聚焦三大关键议题：第一，深化人工智能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融合应用，如建立“技术赋能发展”的示范项目库，重点推动农业智能化转型、远程医疗普惠化、数字教育均衡化。第二，推行“发展权优先”原则，采用基于“人口规模权重+成员国数量”的双重多数原则等发展导向型权重设计，切实反映全球南方的核心发展需求。第三，探索构建尊重多元主体的人工智能主权框架，如针对多元文化背景与数字鸿沟问题，承认并保障各国享有自主开发符合国情的技术体系、自主适应本土化应用场景、自主制定治理规则的三重权利，确保发展权得到制度性保障。

　　加强能力建设是持续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长效保障。全面加强能力建设，破除人才短缺与经验不足的困境。具体着力于三方面：一是深耕专业人才培养。联合国际组织、知名院校及科技企业，启动“人工智能治理人才孵化计划”，为全球南方国家官员、技术专家、法律学者提供系统性培训，如可依托金砖国家大学联盟设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治理学院”。二是强化本土治理能力。打造“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建设中心”网络，提供定制化咨询与技术援助，创立区域性治理经验分享平台，促进最佳实践交流互鉴。三是激发创新活力。设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创新加速平台”，搭建跨国产学研协作网络，为全球南方创新主体提供持续支持。如在拉美、非洲设立人工智能治理实验室，推广“技术转移伙伴计划”，形成能力建设与技术发展的良性循环。